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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红蜡烛”映红下一代
2013/10/20 admin 

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街道十位老教师的故事

在石景山老山街道社区有10名平均年龄在72岁的老人,她们放弃了退休后的悠闲生活,11年来义务为社区里那些来自贫困家庭、问题家庭、单亲家庭的孩子们补习功课,有的老人已经罹患两种癌症,动过7次手术,有的老人因为胃癌切去了四分之三的胃……但是她们却依然每天忙着家访,去学校了解孩子们的情况,她们就像是燃尽自己却照亮别人的蜡烛,一点点耗尽生命最后的光芒,只为那些曾经的问题孩子们拨开黑暗、点亮希望。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在“红蜡烛”的帮助下,一步一步走出阴影,找到了人生的目标。是“红蜡烛”为他们点亮前行的航标,让他们鼓起勇气,振翅飞翔。而每当看到那些由开始抵触、叛逆的“问题少年”渐渐回归成天真可爱、乖巧懂事、勤奋努力的好孩子时,“红蜡烛”们的心就更热,她们所发出的光芒也就更温暖、更明亮……

[缘起]一个调研成立教育小组

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在石景山老山社区的一间活动室里,记者与“红蜡烛”特殊家庭子女跟踪教育小组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,在老师们娓娓地讲述中,时光似乎又回到2001年2月6日。

原来,2001年初,被街道返聘的彭世治老师开始着手调查青少年教育问题,为此,她和其他3名教师挨家走访,对老山社区“特殊家庭”孩子的情况做了一项调查。

调查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

这些“特殊家庭”的孩子中,多门考试不及格的占75%,曾经留级的占60%,曾经参与打架斗殴的占85%,曾经参与偷盗团伙的占15%,还有的孩子故意到居委会放火……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经历,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生活环境,每个孩子心中都有难以抹去的阴霾。

4名老教师坐不住了。于是,2001年2月6日,特殊家庭子女跟踪教育小组应运而生,33名需要帮扶的“问题孩子”被分给了各个老师。

[坚持]一次家访消除抵触心理

于淑华老师是教育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。回忆起最初的家访,于老师说,自己遭到不少的白眼和冷言冷语:“现在还有不收费就给孩子补课的老师吗?”“我的孩子没啥问题,不用你们来管?”“你们是来向我妈妈告状的吗?”……

杨杨的身世很可怜,父母在他6个月大的时候就离异了,他由爷爷奶奶抚养到上小学。在杨杨的记忆中,爸爸是一个可怕的人,他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,皮带抽、责骂成了杨杨的家常便饭。第一次和杨杨接触,于老师察觉到了孩子的抵触情绪。“他的眼神总是躲闪着,话也不愿意多说。后来,我就和孩子聊爱好,他说他喜欢画画。”在于老师的鼓励下,杨杨拿出了水彩笔,在画纸上涂涂抹抹了几分钟,两只伶俐可爱的小蚂蚁跃然纸上。

“当时我就让孩子在画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”于老师回到家中,把这幅画贴在了自家门上。过了一天,杨杨到她家补课,一眼就看到了贴在门上的画。“孩子当时眼圈有些发红,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被这样欣赏和鼓励过。”但是,第二次于老师到杨杨家去家访时,杨杨拿出画纸准备再给于老师画幅画时,杨杨的奶奶一把扯过画纸,撕了个粉碎,粗暴地让他好好学习。“当时孩子的泪就流了下来,事后,我拉过他的奶奶,告诉她:‘你撕碎的不是画纸,而是孩子的心。’”经过于老师与家长沟通,大家一起对杨杨进行鼓励式的教育。慢慢地,杨杨像是变了个人,阳光般的笑容重新浮现在他脸上,学习成绩也很快得到提高。现在,杨杨最知心的朋友就是于奶奶,无论有什么心事儿,都愿意和她一起分享。

[效果]一顿说教转变家长心态

张克佩老师是2004年5月加入教育小组的,目前负责帮扶3个孩子。正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强强来自一个再婚家庭,父亲常年酗酒,母亲因为经营小饭馆,没有时间管理孩子。于是就雇人每天带着强强上下学。可是受雇的阿姨又喜欢打麻将,接回强强后,阿姨便呼朋引伴在屋里支起了麻将桌。每天,伴随着噼里啪啦的麻将声,强强进入梦乡。

在得知了强强的问题后,张老师先后找到了强强的爸妈,进行沟通。“我对强强的妈妈说,孩子那么聪明,你现在忙着开饭馆赚钱,如果耽误了孩子,那么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。”张老师的一席话说得强强的妈妈低下了头。于是她和张老师约法三章,开始管教强强。以前从不过问儿子学习的妈妈像是变了个人,不仅督促儿子写作业,还教他学拼音认字。很快,强强的学习成绩就上来了。老师的表扬更让他产生了学习的动力。

[担忧]一晃11年苦于后继无人

11年过去了,红蜡烛帮助的68名学生中,除了21名学生接受辅导外,其余都顺利从“辅导班”毕业,步入大学、职高,很多孩子已参加工作。这些年里,虽然红蜡烛的成员由最初的4人变成现在的10人,可是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年过七旬,有的甚至是耄耋之年的老人。对于未来,红蜡烛小组现任的组长邵誉培不免有些担心。“人上了岁数,很多事情力不从心。”邵老师说,除了身体跟不上,现在的教科书也越来越难,每次备课都要花费大家很长的时间。老师们从网上下载学习资料,了解时下重大事件,比如金融风暴、低碳环保,“我们也要充电啊。”

目前,红蜡烛已通过社区向社会征集志愿者,同时联系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,看看有没有志愿者愿意提供帮助。“希望志愿者的年龄在70岁以下,身体好,喜欢孩子,又乐于奉献。”

[对话]希望将这样的帮扶进行下去

记者:当初是怎样参加到这个跟踪教育小组的。

邵誉培(红蜡烛现任组长):当时彭世治老师被老山街道返聘,做青少年教育方面的调研,后来她拉我一起走访那些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,就这么着,我就走进了这个小组。其实参加小组活动,我还有一个想法,那就是回报社会,将别人给我的爱继续传递下去。怎么说呢,我是由养父母抚养大的,小时候家里穷,新中国成立后,11岁的我才上了小学。我现在常常在想,如果没有党,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而且养父母对我也很好,他们供着我一直读到大学,而他们自己的孩子只读到了中专。

记者:是什么力量让您坚持了这么久?在这11年的奉献中,有没有想过要放弃?

邵誉培:一开始成立特殊教育子女跟踪教育小组,是因为考虑到社区这边的需要。再者,我们小组的大多数成员都是老党员,退休了,也得发挥余热。如果什么都不干,那怎么体现党员的作用?另一方面,我们的活动也得到了学校、老师、学生以及家长们的认可,同时街道还为小组的活动提供了大的活动室,有了这些支持,让我们更有理由继续坚持下去。

记者:希望那些受到红蜡烛帮扶的孩子们走上什么样的道路?

邵誉培:不少我们接触过的问题孩子生活的家庭缺乏温暖,我们和孩子们在一起,就是要补上他们缺失的这部分温暖和爱。同时,我们除了督促孩子们学习,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,还要教育他们的思想,让他们走正道,能自食其力,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。

记者:很多老师都坚持了不少年,那么家人有没有反对?

邵誉培:怎么会没有呢?因为要为孩子们辅导功课,而我又买不到教材,只好去图书馆借。可是图书馆借书是要有归还期限的,所以我就把书上的内容抄下来,有时候一直抄到凌晨两三点,老伴看见了,直说我“还要不要命了”。我知道他是心疼我,因为我的身体不太好,直肠上长了3个瘤子,而且心脏也不太得劲儿。刚开始的时候,家人不理解,后来看到我们这么坚持,慢慢地也就改变了态度。

为保护他人隐私,文中涉及的帮扶对象均为化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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